原标题：宣科:纳西古乐一奇人
宣科画的麒麟
非遗“热美蹉”
纳西古乐演奏现场
侯军
宣科先生老了。与15年前首次到丽江采访他时相比，他胖了许多，眼角的皱纹也深了许多。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眼神，依然目光炯炯，直视你的时候会感到有些犀利有些刺人。
他还是那么健谈，思维跳跃，话锋劲健，只是语速慢了一些，重复的段落和词语也多了起来。那天，他给我讲述他18岁时跟一帮高中同学去找解放军的往事，兴致正浓，我却轻声提醒了一句：“这一段，您刚才讲过了……”宣科顿时停了下来，神情也随之黯然。我立即醒悟到这个提醒是多么不合时宜。毕竟，这是一个靠着出众的口才，在纳西古乐演出现场以30年如一日的中英文“脱口秀”，征服了无数人的语言奇才。他怎么能重复前言呢？他怎能容忍自己重复前言呢？
停顿好久，他对着面前的空气，喃喃自语道：“真的老了，前面讲过的话，转眼就忘记了。你们不要怪罪，我已经86岁了……”
沉默。点着一支烟慢慢吸着，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宣科老人的面庞如同一幅木刻剪影，明暗清晰，棱角分明，却被烟雾渲染出一层朦胧。这位86岁的老人，一生劳碌一生坎坷一生勤勉一生奋争，如今老了，多少年来围绕着他的那些掌声那些赞誉那些争论那些非议，似乎也随着岁月的烟尘逐渐淡去，留下的只有老人心底那些永磨不掉的记忆。
一指挥家宣科
宣科出生于丽江一个富裕人家。祖父是举人。祖母是藏族康巴贵族。父亲宣明德聪明过人，会讲七种民族语言，通英文。母亲是一位出色的藏族歌手。宣科的保姆是德国人。从小学到中学，宣科上的都是教会学校，这就给宣科打下了外语的“童子功”。而纳西族又是一个接受儒家文化传统的民族，尤其是纳西族男人，可以终日不事劳作，一门心思从事琴棋书画之类儒雅之事。宣科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特殊环境中，注定了他是一个充满幻想、心比天高、才智超群、从不安分的人。
他的音乐启蒙是在唱诗班里，三四岁时就会唱许多西方宗教歌曲。当时指导唱诗班的外国人曾对宣科的父亲说，这孩子可能要成个音乐家。在音乐的世界里，他几乎无师自通。他从不讳言自己没上过大学，但是他的经历却令不少学音乐的人羡慕：1950年昆明解放，欢迎解放大军进城的人群中，云南青年合唱团和洪流合唱团夹道高歌，那个站在队前年轻潇洒的指挥家就是宣科——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历史瞬间还被摄影家郭子雄拍了下来，宣科的少年成名也就有了一个铁证；昆明一解放，二十刚出头的宣科就担任了昆明市委文工团的指挥，著名钢琴家傅聪曾是他的同事；他还是昆明音乐工作者协会（省音协的前身）的专职音乐工作者。这样的高起点似乎预示着他的音乐生涯会一帆风顺。
然而，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1957年他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被投进监狱。这是他的第二次入狱——第一次是在1948年，他还是个高中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关押了3个月，后来被家人保释出来就参加了解放军——而这一次没人能“保释”他，他被关了21年，从27岁直到48岁。
一个当红的青年音乐家骤然从巅峰跌落为阶下囚，宣科心境的悲凉是可以想见的。他被押解到红河的一个锡矿——犯人专用的劳改场，被安排在球磨车间干活。所谓球磨就是用若干个排球大小的钢球把矿石磨碎。这活儿苦累不说，单是那刺耳的噪音就足以让宣科如下地狱。他不得不整天用棉花塞住耳朵。后来，又去干摇床工。磨碎的矿石被水冲到摇床上，他要用力摇动洗床，把矿石粉末分类，没用的抛掉，有用的留下。这个工作辛苦而单调，宣科却能自我开解：“我所理解的节奏和旋律，肯定和洗床的运动有关。我对生命的看法也跟那些球磨的叫声以及矿石粉末的颜色纠缠在一起。这不是损失，而是对我的成全。别的音乐家没有这样的机遇。”
很多年以后，宣科回忆起当年的苦难，脸上浮现着一丝达观和超然的微笑。正是在极度屈辱且毫无尊严的漫长岁月里，他悟到了一个人生哲理：“无论别人怎么看不起你，你自己一定要看得起自己，不然，你就真的完了。”他后来在世人面前所表现出的近乎自恋的骄傲和口无遮拦的张狂，或许恰恰是对这21年所受贬抑和屈辱的逆向补偿。
二画家宣科
艺术从来是相通的。
“我小时候受过严格的美术训练，在马市口的画室里，还给人画过肖像。”宣科慢悠悠地叙述着。没想到，在他蹲大狱的时候，少年时的画名竟然给他带来一丝转机。
那天，他被管教干部叫到办公室。
“听说你会画画？”
“报告，会画！”
那干部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会画肖像吗？”
“报告，会画，以前画过很多。”
“能画领袖像吗？”
“嗯，能！”
“那好，我们州公安大队的大礼堂建好了，需要挂领袖像，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派你去画！”
“画哪几位？”
“马恩列斯毛刘周朱陈林邓，一共11位。”
宣科立即明白了，这是当时军政单位挂领袖像的“标配”。
对于一个在押犯人来说，为领袖画像不仅仅是个艺术活动，更是一个立功减刑的大好机会，至少也是一个改善生活待遇的良机。宣科兴奋起来，入狱以来第一次脱下囚服，换上便装，去个旧市里买了画具和颜料，还下馆子美餐了一顿。回来就忙着绷画布、做画框，准备开工。不过，宣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在那个动辄得咎的年代，必须处处小心，不可留下任何小辫子。比如，画像一般都要打格子，可是你在领袖像上画格子，很容易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你丑化领袖。为防范风险，他采用钉钉子拉细线的办法，不划线也打好了格子。
画室设在干部生活区，他与干部们混在一起，俨然自己也成了干部。在这里还享受特殊待遇：每天发一包烟，还跟干部一起吃一起喝，好不快活。绘制的进展也很顺利，宣科对自己的才华满意极了。他感叹人有一技之长真好，想让别人尊重你，你就拿出本事来，你对别人有用，你就有了价值，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那段时间，他整天沉浸在创作的快乐中，那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美好时光。
艺术家一旦进入创作的亢奋状态，其警惕性往往会短暂失灵。而宣科具有典型的艺术家气质，一高兴就会忘乎所以，不再设防。就在画像大体完成的某一天，有一个姓杨的狱友来到画室看他。此人入狱前是个小学教师，大家当面都叫他杨老师，背地里却叫他“准管教”，因为他最爱打小报告，总是以揭发别人来谋取减刑。宣科对他并无好感，有一搭无一搭地跟他说些闲话。杨老师看了宣科的画，以内行人的口吻大肆夸奖了一番。这一下，宣科兴奋点被激活了，以为遇到了知音，话也多了起来。当他问道：“这些领袖谁最难画”时，宣科脱口而出：“当然是马克思啦。”“为啥他难画呀？”“你看他的胡子头发这么多，还乱蓬蓬的，要画出细腻的质感难死了。”
11幅领袖像终于画完了，宣科端详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十分得意，心想，这次的政治任务完成得如此漂亮，不提前释放也要立个大功。正当他沉浸在美妙畅想之中，一个管教干部推门进来，虎着脸吼道：“犯人宣科，立即回队！”
如同晴天霹雳，宣科从对方的口气中察觉出异样，顿时感到凶多吉少，忐忑不安地回到监区。饭后，三千多犯人紧急集合来到广场。
“把反革命分子宣科揪出来！”
宣科立即被五花大绑拖到场子中间。他完全懵住了，全然不知自己错在哪里。这时，一个严厉的声音开始数落他的罪行——
“这个反革命分子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丧心病狂地攻击伟大导师马克思，竟然说马克思的头发胡子乱蓬蓬、一团糟，他这是在借机攻击我们的社会一团糟，狼子野心，不打自招，宣科，你好大的胆子！”
宣科顿时明白了，原来是那位“知音”的杰作！
他被吊起来拷打，直至昏迷不醒。醒来时已经被关进了禁闭室。那是一个石头砌的地下室，很少有人从这个黑屋子里活着出来，因此，大家都称其为“死囚室”。
禁闭室没有窗子，只在门上有46个出气孔。很多犯人关上一段时间，眼睛就会失明。宣科每天都要扒着气孔往外看，那是他唯一可能见到的光——只要能见光，眼睛就会亮；只要心里有光，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他发誓一定要活着出去，于是，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以送饭时间计时，把早晨发的一罐水分成三份，一份饮用，一份用来擦洗全身，最后一份要留给自己来个“冷水浴”。囚室狭小无法锻炼，他就在床上练俯卧撑，练盘腿打坐，每天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就这样，宣科凭着超人的意志力，熬过了200天漫长的黑暗，重见青天。
画家宣科的另一桩绘画轶事发生在他出狱之后。1978年宣科回到了故乡丽江。在他被安排到中学教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只能在街道打杂，当过锯木场的押车员，锯过木头，还在晚上看守过苹果园。一天，他被叫到街道办事处。办事处是一处典型的丽江传统民居，三坊一照壁，那面照壁墙一直空着。街道办领导说，听说你会画画，把这面照壁墙画上，行不行？宣科说那没问题，画啥呢？领导说，画个松鹤延年什么的，人家照壁都画这个。宣科说，跟人家的一样那有什么意思？照壁墙讲究风水，画得合适就会事事如意，不合适就事事不顺。咱要画就画个特殊的！领导问，你说画啥呢？宣科说：“画麒麟！对，就画这个跟龙一样的神兽——照壁上有了它，一定会出人才！”
此时的宣科，正急切希望被世人认可和接纳，这个麒麟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表现才艺的机会。于是，他又像当年画领袖像一样，全心投入到这次艺术创作之中。
与上次画领袖像不同的是，他已是自由之身，不必再战战兢兢了，也不再有立功减刑这类功利之念，他只想画一幅好画。可是，这次遇到的难题是，给他的绘画颜料只有各色油漆。用油漆作画，宣科还是第一次。好不容易画上去，不一会儿就像小孩子流鼻涕一样，流得乱七八糟，不得不全部铲掉重来。就这样反复多次，才算找到用油漆作画的规律。
当时恰好有个拍纪录片的摄制组来到丽江，摄影师一见到宣科作画的场景，就决定如实记录下来。白天拍完了，晚上那个摄影师就踱到宣科那里喝茶聊天。宣科的善谈，让对方感觉好似他乡遇故知，俩人越说越投机。他告诉宣科他姓田，从北京来，是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宣科忽然想起一个老熟人，就问老田：“你认识汤汝雁吗？”老田说：“那是我们厂长呀！你怎么知道他？”宣科一拍大腿，说：“我们当年一起闹过革命呀，还是我介绍他加入学生组织的呢！”老田惊讶了：“你这个人太不简单了，明天我们重拍一次！”
转天，他果然带着人马重来一次，拍得非常细致。宣科不禁沾沾自喜，他虽然知道自己也许永远看不到这部纪录片，但是只要被拍摄下来，就等于进入了历史，不光他这个人，还有他的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2月3日，丽江发生了7级地震，宣科的麒麟随着那面照壁墙的轰然倒塌，化为乌有。他跑到残墙那里去“凭吊”他的麒麟，心情的悲凉就像失去自己的亲生孩子。宣科真后悔当时没有钱，买不起一台照相机，如今，有再多的钱也换不回那麒麟的一个鳞片了。
越是到了晚年，越是功成名就，宣科就越发怀念自己的麒麟，一度甚至昼思夜想不能自持。他蓦然记起当年老田拍过的纪录片……
真是万幸，那幅麒麟画竟然奇迹般地从电影胶片上复活了——如今，这张失而复得的画照就摆在宣科的书房里，天天陪着他追忆当年的重生之梦。
三学者宣科
宣科出狱后回到家乡，几经周折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一切开始好起来，他心底的音乐之梦又苏醒了。
然而，此时的宣科已失去了当音乐家的任何条件，无名无分的他只有另辟蹊径，寻找在音乐领域有所作为的新途径。他想到了做学问——音乐史论是一块开阔地，也有很多撂荒地，而云南又是一个蕴藏着无数待开发的原始音乐资源的富矿。过去，很多音乐史论家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采风，而自己身在云南，岂不是近水楼台？他脑海中瞬间闪出的竟是纳西族原始民间歌舞“热美蹉”。
热美蹉，俗称“窝热热”，是纳西先民世代相传流传至今的一个多声部混唱曲，流行在丽江大东和宝山一带。当年，宣科在死囚室禁闭期间，终日被黑暗和死寂包围着，他非常害怕，不知如何排解这无边的恐惧，时常夜不能寐，望着那46个出气孔出神。偶然间，他的耳畔传来隐约的歌声，这是什么旋律？哦，想起来了，那是小时候随父亲去参加乡民的篝火晚会时，听到过的“窝热热”的歌舞。慢慢地，他把记忆中的音乐残片串连起来，那浑浊的男声，颤栗的女声，那跺地的舞步，天然的和旋，简直太神奇了——宣科在黑暗中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他惊奇地发现，唱起“窝热热”，他就不再恐惧了。也就在那个瞬间，他脑海里冒出一个具有生命体验意义的理论命题：“音乐起源于恐惧”。
如今，当他有机会论证这个命题的时候，还有什么理由不到山乡热土去深入探求这个神奇的“热美蹉”呢！
关于“热美蹉”这类原始音乐舞蹈，文献资料几乎是零。如果说，以往学者治学都要先读万卷书，那么宣科此时的治学却必须先行万里路。从1981年到1984年，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自费奔波于大东与丽江之间。盘山路上，宣科晕车吐得一塌糊涂，一下车却生龙活虎精神百倍。丽江人看着这个年过半百却像年轻人一样穿着牛仔裤的家伙，整天忙忙乎乎四处奔走，不知他要干什么；大东人看着这个皮肤黝黑的文化人，整天追着老头儿老太太问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旦村子里办丧事要跳“窝热热”时，他就像上了发条似的在现场又写又画，还趴在地上数着舞者的步点儿。飞扬的尘土把他的鼻子嘴巴都糊住了，他却高兴得呵呵直笑，露出满口白牙，真是莫名其妙。然而，正是在这艰苦细致的探查中，“热美蹉”的舞谱被一个完全不懂舞蹈的人整理出来了，“热美蹉”的多声部歌唱谱例也被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了。随着这些基础工作的完成，一个前无古人的理论命题，逐渐成型逐渐丰满并最终立了起来——1981年，宣科开始动笔，1983年论文完稿，初拟题目是《活的音乐化石》，定稿题目为《音乐起源于恐惧》。此后3年，宣科把打印稿分送各方专家，征求意见，精心研磨。当然也寄给一些音乐杂志，谋求发表。直到1986年，《天津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以头条位置刊发了这个没有学历没有名气更没有职称的边远地区中学教师的学术论文，全文3.7万字，并附有大量的谱例和舞蹈场景图示。宣科由此成为音乐起源“恐惧说”的发现者和首创者。他的论文被译成外文发表，而“热美蹉”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做学问有时会上瘾。一鸣惊人的宣科就像一个掘井人，守着丽江如此丰富的“源头活水”，自然不肯停歇。在短短几年间，他又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既有深度又有趣味的新论点，如对《白沙细乐》的考证——他推翻了以往流行的说法：这套古曲是元朝忽必烈征讨大理国得胜后，为表彰纳西国王的协助而留赠给丽江的礼物。这一说法的原始依据只是《丽江府志略》中的一句话：“《白沙细乐》，元人遗音。”有关忽必烈赠曲之类的说法，宣科认为都是对这条记载的“简单附会”。其实，此处之“元人”并非特指元朝，而是古代常见的通假字“元”即“原”也，也就是“原住民的遗音”。他进一步考证出，忽必烈根本没有到过云南，因此不可能留赠音乐曲谱；而这个曲谱一般被原住民当做哀乐，将皇帝赠谱用为哀乐岂不是“大不敬”？从音乐的曲调分析，也无蒙古音乐的风格特征，倒是很有纳西音乐的特色；最后，宣科又从一件古乐器“苏古笃”展开剖析。以往认定这是一件蒙古族乐器，可是从古至今却不见蒙古文献和蒙古乐手使用这个乐器。经过艰难追溯，宣科终于找到这件古乐器的源头，原来是波斯人的“柳特琴”，是经茶马古道辗转流传到云南的“舶来品”，与蒙古并无关系。由此，宣科彻底颠覆了固有的定论，为《白沙细乐》“平反”了。
此后，他又陆续提出音乐的地域分类学说，考证出纳西古乐与唐宋诗词的内在联系等等。正因为宣科在这些音乐理论问题上的独家创获，才使其跻身于民族音乐学者之林，并成为第一个登上英国牛津大学、皇家音乐学院等世界著名学府讲台的中国纳西族音乐学者。
“上班族”宣科
如今的宣科先生已经很少出门了，但并没有闲着——他组织人重新翻译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两个弟弟西奥多·罗斯福与克米特·罗斯福于1929年出版的游记《跟踪大熊猫的足迹》，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位本地向导，正是宣科的父亲；二是他从哈佛买回版权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著名植物学家洛克的名著，过去他被当成文化间谍受到贬损，如今人们却从他的专著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史料。鉴于洛克曾在丽江生活了20多年，并与宣科家族关系密切，此书由宣科亲任主编。如今这两本尘封近百年的著作均已出版发行。对于纳西民族文化建设而言，这无疑是铺路搭桥的基础工程。
“我现在还要天天去上班呢！”宣科先生带着几分炫耀的口吻对我说，“你们见过几位年已86，还要天天到点去上班的上班族？”看到我们惊异的表情，宣科笑道：“古乐会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下半场是我的时间。人家花钱买票，当然要看最全最好的演出嘛，很多游客大老远地来到丽江，就是要看看宣科，听听宣科的讲解，我不去他们会失望的。”
那晚，再次走进丽江纳西古乐会的演出现场。下半场，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86岁的“上班族”宣科出场了：还是那一袭长衫，还是那一把二胡，步履有些蹒跚，声音有些沙哑，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眼神，依然目光炯炯。
一曲古曲奏罢，宣科放下胡琴，走向麦克风，那独属于宣科的中英文杂糅的“脱口秀”，又开始了……